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系统部署。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院党组和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全面落实中央、市委和市委宣传部部署要求，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稳改革方向、增强改革主动、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积极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社科力量。

生态与环境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孙贵艳：构建长江流域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动重要流域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长江流域面积约占陆地总面积的1/5，流经范围广、涉及地区多，且上、中、下游生态环境情况各异，其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而构建长江流域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推动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合力的有效路径。

构建长江流域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需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生态环境源头预防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把握好当前和长远、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增强“一盘棋”意识，全面统筹流域与区域、上下游、江河湖库、左右岸、干支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着力推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等流域要素系统治理，切实达到治理的最佳效果。

构建长江流域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要建立健全流域跨区域、跨部门、跨组织协同工作机制及生态补偿机制。充分发挥长江流域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制度、党建联盟等的作用，推进建立责任共担、合作共治、效益共享的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健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体系，将九龙治水变为握指成拳，不断提升工作合力。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流域协同治理机制，形成全民参与的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社会氛围。有序推进横向生态补偿在长江流域实现全覆盖，制定科学合理的横向生态补偿标准，积极拓展横向生态补偿方式，鼓励流域沿线各地积极探索开展综合生态价值核算计量等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鼓励开展排污权、水权、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化补偿方式，进一步完善长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构建长江流域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需不断强化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法规政策标准协同。流域沿线各地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引领下，结合地区实际，制定出台更加具体、富有特色的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地方法规。持续强化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协同，创新“共同协商+各自立法”“决定+条例”等区域协同立法模式，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从全局和大局出发，不断强化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协同。对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环境监测等有关标准进行统一谋划、统一立项、统一起草、统一发布，形成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标准一体化工作合作机制，协同推进标准制定科学化。

构建长江流域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需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监测监管体系。深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智慧监管，持续完善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智慧监测体系，切实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探索制定数据共享责任清单，构建长江流域一体化生态环境数据共享交换体系，通过公开发布、系统查询、数据接口等多样化方式，提高长江流域省市间数据共享交换能力。构建一套科学完善、流域统一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和保护工作的监测与评估体系，定期开展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引导各地加快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切实履行生态保护修复责任。建立完善跨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机制，持续强化跨区域联合执法力度，推动流域沿线各地司法部门建立协调配合机制，实现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一盘棋”。

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秘书处副教授卢旭东：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关系的科学本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阐释中，生产力被界定为推动社会变迁最为活跃且最具革命性的核心力量，相应地，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其形态与演进必须紧密契合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迫切呼唤着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即新质生产关系的培育与构建。新质生产关系的提出，是基于我国国情与时代需求的科学探索。新质生产关系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学说，更在实践中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新质生产关系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时代生产关系。人类劳动史，即生产方式演进史，映射着劳动类型、结构、组织模式及生产方式的动态变迁，揭示了“生产何物”、“凭借何物生产”及“如何生产”的本质差异。自马克思时代至今，生产力要素的整合方式历经剧变，物质生产重心向科技劳动转移，象征着生产力质的飞跃。相应地，生产关系亦需同步进化，以契合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当代经济体系中，科技已深度嵌入生产、交换、消费、分配各环节，尤其在生产领域，科技渗透力日益增强，凸显经济科技化趋势。经济与科技的双向融合，加速了科技型生产方式的成熟。当前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正是科技型生产方式的最新注脚。面对科技型生产方式的蓬勃发展，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显得尤为关键。这不仅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需政府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优化科技与经济系统的融合机制，充分挖掘科技的生产力潜能。同时，新质生产关系的构建，本质上是对生产方式现代化的积极回应。它要求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审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认识到科技进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制度改革与机制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这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未来社会经济形态前瞻性的构建与规划。

新质生产关系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生产关系。我国发展历程充分证明，生产关系的优化调整是生产力释放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多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构建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与国民经济体系，彰显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标志着生产关系调整步入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推动了生产力的空前解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蹄疾步稳，重要领域与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基础，显著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此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以及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的开放战略，皆是生产关系创新的鲜活案例。

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江薇薇：进一步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技现代化

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行进到关键节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再次释放“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这一信号。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全面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支撑全面创新的制度性、基础性框架基本建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从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提出30条改革意见；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绘就科技体制改革“施工图”，143项任务已高质量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修订实施，将改革成果固化为法律；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打开新局面，推动我国如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3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发明专利申请量、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多年蝉联世界第一，高被引论文数保持世界第二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向中国创造稳步迈进。

当前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冲突等矛盾突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不少重要支柱产业的核心技术还存在一定缺陷，面临“卡脖子”难题，这与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不畅有密切关系。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着力解决形成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打通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通道，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聚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融入经济系统的方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科技体制支撑。

国际经贸与物流研究所副研究员马云辉：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扎实做好高水平对外开放研究工作

全会是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历史性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重要宣示和重要体现。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科工作者，要全面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提高政治站位，放在新时代背景下、站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和把握，大胆实践探索。

一是要全面学习领会全会精神。要充分认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深刻理解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

二是要准确把握全会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深刻理解全会关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等方面的重要部署。

三是要集中精力开展重要研究工作。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相结合，一体学习、一体贯彻。将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同新时代重庆肩负的重大使命任务和重庆市委、市政府重要战略部署相结合，紧扣“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新定位，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等国家战略，聚焦“九大关键枢纽”建设，重点围绕制度型开放、国际经贸合作、产业链供应链管理、国际交往合作、自贸区建设、数字通道建设以及风险防控等深入方面开展的基础理论、应用对策和公共政策研究，着力在理论创新、咨政建言、舆论引导、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文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容：立足本职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贡献力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工作基础，只有政府、社会、民间各个层面的保护传承力量整合起来，协调一致，才能推动相关工作顺利开展，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构建整合各方力量协同保护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建立的路径需要我们厘清。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一蹴而就、立马见效的，需要各方面力量久久为功、持续发力，为此需要构建一系列长效保护体制机制，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如何根据基层保护实践建立督查制度需要我们根据一线调研情况，边立边改，边建边完善。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传承价值和对外宣传传播作用，但如何高效精准传承宣传到位，需进一步深入挖掘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凝聚文化认同力量，为此我们需要围绕当前持续开展的长江、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深入推进标识体系建设。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需要健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目前我们主要围绕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等重点工作，通过跨区域的文旅融合实践，探索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具体路径，厘清文旅融合体制机制创新的方法。

未来，我们将持续学习全会精神，围绕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立足本职工作，以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持续发力，为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建设贡献力量。（机关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