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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刘容研究员访谈:以场所精神为核心,探索文化遗产价值表现和再现路径
::重庆社会科学院::   http://cqass.net.cn   来源:重庆社科院(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2020年6月29日   



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

重庆社会科学院网: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效?

刘容: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为保护保存在中国境内的珍贵的历史文物、历史遗址、艺术形式而启动的计划。包括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2019年,在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地文物行政执法责任、职责分工和协同机制,提升文物保护管理效能;推动国务院核定公布第八批76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总数达到55项,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公布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建立长城保护传承利用长效工作机制;继续实施“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印发藏文古籍保护工作方案,启动西藏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利用工程;开展全国文物建筑和博物馆消防安全大检查及文物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印发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导则。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及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全国共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2019年末,全国共有各类文物机构10562个,比上年末增加402个,年末全国文物机构从业人员16.2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02万人。年末全国文物机构拥有文物藏品5130.19万件/套,比上年末增加166.57万件/套,增长3.4%。2019年全国各类文物机构共举办陈列展览30728个,比上年增加2809个。接待观众134215万人次,比上年增长9.7%,其中未成年人31654万人次,增长6.7%,占参观总人数的23.6%。

2019年,加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力度,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2019—2025)、曲艺传承发展计划,明确今后一个时期非遗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启动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工作,对3135个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评估检查和动态调整;加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管理,支持5个省试点开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活动评估工作,探索建立代表性传承人评估制度,推动传承人提高使命与担当意识、履行保护传承义务;实施非遗记录工程,对172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记录;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各地共举办各类培训班750余期,培训10.06万人次;继续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加强传统工艺工作站建设,支持10个“非遗+扶贫”重点地区推进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作,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156家,举办各类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培训840余次,培训学员1.9万人。全国共举办大中型活动3200余场,有效普及非遗知识,推动非遗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68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372项;进一步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全年共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1亿元,支持建设了26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有效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


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突出文化遗产保护的“场所精神”

重庆社会科学院网: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为何要突出“场所精神”?

刘容: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基于两者特性,营造整体性保护氛围,需要借助场所精神。场所精神理论的提出为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及激发公众广泛参与提供了新路径。场所精神主要表现为“方向感”和“认同感”,让此人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并知道他和此处有何关系,强调一定的特性,并对所处其中的人来说具有一定意义。场所精神将有形物质遗产和无形非物质遗产联系在一起。精神因场所的存在而存在,场所因精神的积淀而有价值有生命力。世界遗产保护的起源、发展及其评审标准,需要更进一步强调文脉基因。场所精神的提出既为我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也契合我国文化遗产的价值特征。


凸显我国文化遗产的东方文化特质,积极鼓励公众参与,促进与城市发展共荣共生

重庆社会科学院网:怎样以“场所精神”为核心表现和再现文化遗产的价值?

刘容:具体来看,以场所精神为核心的我国文化遗产价值表现及再现的路径包括:

第一,尊重文化遗产根植的历史文化背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和文明冲突正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9.11恐怖袭击印证了他的预言。于是9.11之后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在巴黎总部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教科文组织强调了这样的理念: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世界文化遗产作为所在国文化长期孕育的文化结晶,其实质就是所在国文化基因的载体、代表其文化精髓。脱离文化背景来研究世界文化遗产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用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的评审标准来衡量世界所有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难免有偏颇之嫌。因此,我国宜倡导根据自身文化背景特点制定相应保护标准和措施,许多国家也就此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基于东方文脉的《奈良文件》、基于美洲文脉的《圣安东尼奥宣言》、基于非洲文脉的《津巴布韦会议报告》、基于东欧文脉的《里加宣言》等。

第二,保护物质遗产本体的同时重视其蕴含的精神内涵。东亚传统建筑多用土木材料,少用石材。一方面土木材料便于获取,加工组合方便,另一方面东亚传统建筑追求的是建筑形式中表现的等级观念和传统伦理等精神内涵,建筑本身的材料和结构是否坚固耐用不是关注重点。因此,导致东亚传统建筑所存时日不长,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山西五台山唐代南禅寺和佛光寺大殿也是经历无数次修复,更换部件才得以留存至今。对东方物质遗产(诸如传统建筑)在保护其有形物质形态的同时,应关注遗产的精神内涵。所谓“遗产精神内涵”主要是指遗产在历史上的突出文化价值,遗产与当地文化间的关系,遗产对所属地当今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引。具体来讲,“场所精神”是其最准确的注解。

第三,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前,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正悄然发生着从“物化”到“人化”的转变。从对物质遗产本体特征的研究转向对物质遗产承载精神的探索,从研究“遗产”本身转向关注人如何看待他们的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在遗产保护领域“人化”回归过程中逐渐登上国际舞台的。2003年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和重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人化”的转变,正契合了东方文化遗产重精神内涵的特质。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2004年通过了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批准决定, 2007年颁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1年中国第一部有关非物质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获高票通过,并施行。东方文化的特点和东方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充分说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应更多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顺应当前世界文化遗产发展趋势,更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

第四,充分揭示并展现文化遗产对公众的环境经历及生活的意义。文化遗产保护如果缺乏公众的有效参与,它们存在的意义也无法充分显示。这种参与包括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应具有发言权,表达他们的意愿,保护他们的权益,也包括公众自发组织或参与一些参观活动来表达。因此应保持文化遗产的开放度与可进入性,并做好主动宣传,为公众参与提供便利,并吸引公众参与意愿。 “为保护而保护”的静态博物馆式保护方式并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需要公众的参与,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和物质文化遗产紧密结合,依托物质文化遗产而产生,因此落实整体保护精神,可更有效营造文化遗产的场所精神,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五,场所精神营造应和城市整体发展和谐共生。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是场所精神依托的基础。城市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场所精神可能衍生出新的含义。不能局限在文化遗产本身视点“向后看”,还应放大到城市整体发展视域“向前看”。 选择与城市发展节奏契合的元素进行创造性阐发,营造场所精神新的形式。

总而言之,文化遗产“场所精神”表现的对象是其本体特性和对城市及公众的意义,再现的对象是其在新历史时期与城市发展共融的再诠释。(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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